金耀基先生是我生平很敬重的一位学人。我读过他的不少学术着作，很为他的治学心境所感动；我也读过他的不少散文小品，很为他的才情文思而惊羨。他处世练达，自有运筹帷幄的本领，多年来不得不受命担任许许多多消磨性灵的行政工作，打扰了他撰写学术着作的心情。每到他腾得出时间回到书房的时候，他只好埋头从事治学工作，尽力巩固和提昇他的教授桂冠，从而冷落了他营造金体散文的天赋。抱着亦师亦友的矛盾感情，我既愿意不断看到他出版一部又一部的学术着作，却也难免加倍缅怀他写剑桥和海德堡语丝的缤纷岁月。两者对比，我当然宁愿金耀基的大笔多写那一串串闪耀着学人灵光和文人雅兴的不朽语丝。我毕竟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和远见去评估香港学术事业的前景；我只是非常直觉地意识到金耀基有了今日的成就与地位，实在不必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应付香港学术机构与教育部门的会计哲学；有些差事充其量只是失意的银行家和泄气的公务员谋杀光阴和金钱的crossword puzzle。

就在这还是不断看到万绿丛中金耀基的那一点红，比如《国家社会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比如《后儒学文化中的民主探索》。起码我不必扯大嗓门叫道：“金教授，你在哪儿啊？”

我无由亲炙学府中academic accounting的系统，始终好奇的只是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我很早以前也读过《陈垣来往书信集》里的这段话，每读学术着作，总是以此为度量高下之标准，果然大有启示。搜集材料、考证材料乃至联缀成文，那都是非常磨人的事情，但是，最艰难的还是陈援庵说的“凡论文必须有新发现，或新解释，方於人有用”。

我读金耀基早年写的那部《大学之理念》，看到的正是他关心学术“於人有用”的构想。到了这一本《中国政治与文化》，他昂然迈进经济市、行政市、政治市的香港，站在“九七”的历史楼台上鸟瞰母体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秩序，为的不仅仅是“於人有用”，更是於港有用、於国有用。书中《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才是真正的压卷之作：我隐约闻到金先生烟斗的香气。